工作 ＋ 生活 ＝ 平衡？
現代人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（Work-Life Balance）。舊時農耕社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，勞動就是生活。到了60-70年代工業起飛，家庭式工業蓬勃，餐廳小店比比皆是，前鋪後居，工作生活仍然密不可分。直至80-90年代，科技為職場文化及環境帶來革新，工作可以跨越時地，以及國家，服務更以貼身、即時及互動為主。工作逐漸入侵生活領域，會否是現今｢打工仔｣的挑戰？
今天，讓我們藉著琴音樂韻和靜觀練習，一起來放鬆自己的身心吧!
多年來致力研究職場精神健康及推動政策的蕭愛鈴教授（現為嶺南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暨聯益應用心理學講座教授）指出，提倡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及重視員工的精神健康乃是全球的大趨勢。蕭教授指，外國早在八十年代已研究工作與生活的互為影響，而香港由政府推動相關的研究及政策倡導則於二千年後開始。蕭教授於2006年被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委託，進行《香港「家庭友善」僱用政策及措施（FEPPs） 研究》，07年發表研究前，學術及社會上的討論不多。直至07年，當時政府推行5天工作周並於同年推出家庭友善措施，如父親侍產假及彈性上班時間等，為本港企業起了帶頭作用。
除了政府的政策推動，社會各界就工時過長及工作壓力及對員工的影響也加深了認識。華人社會傳統推崇勤勞刻苦的情操，據統計 ，香港人的每周的工時平均是52小時，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48小時為高。若按工時計算，香港人堪稱｢勤勞之都｣了，但工時長同時亦帶來健康問題。蕭教授說，有校長一星期平均工作80小時，貨車司機更高於100小時。工時過長可導致疲勞、疾病、心情焦躁、工作效率下降，更可能成為家庭衝突的導火線。以澳洲為例 ，政府於2005-06年間，量度勞動人口曠工的次數，推算每年的國家經濟損失達70億美元，而在精神壓力下仍繼續出勤，導致因無心工作或工作緩慢所損失比曠工的多4倍，高達260億美元。可想而知，工作壓力除了影響公司員工個人的健康，更構成機構及國家的經濟損失，均衡生活將會是已發展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。
｢80 ／90後｣更懂享受生活
均衡的生活是一種堅持和態度。上一輩的工作可能以發展前景、薪酬及穩定性為考慮。而年青一代追求的是工作意義、自主和興趣，再不是單單以賺錢為目標 。工作滿足感，工餘的生活空間，更是他們的理想追求。蕭教授說，有年青人欣賞公司有健身設施，即使人工不高，仍然欣然接受。在新加坡，某些公司更在合約中明文容許員工在工時內，使用社交網站和電話(如Whatsapp)聊天，有指這種自主模式有助提升工作效率，反映年青一輩的價值觀不同。
香港人好鍾意返工？
有沒有發現香港的高樓大廈星期一至日都連夜燈火通明？香港人相信多勞多得，如連夜加班，工作量增加，不敢拒絕；老闆未放工，下屬不敢走……這種不滿積累下來，不但影響身心健康，更加減低工作表現及效率。有人說：提高工資可以彌補工時長及加班帶來的勞損。蕭教授糾正：｢人工當然不能抵銷工時長及加班帶來壓力及負影響！老闆拍拍下屬的膊頭，叫他幫手加班，他又挨義氣應承，純屬自願性質。在外國，員工可以因為工時過長而控告公司。｣蕭教授解釋：所謂｢人工包左｣的意思可以指員工履行本身工作要求內，需要面對附加的負情緒，稱為「情緒勞動」。｢例如工作性質要見客，見客時要強顏歡笑，或被客罵就是無可避免的情緒勞動了。｣此外，｢工作狂｣與｢工作投入｣又是兩碼子的事。有些員工，工作投入到不知時間，工作時間長，亦無損效率。｢所以『工作狂』不一定是被剝削，如之前提到的校長，他的一星期工作80小時，但卻寓工作於娛樂，閒時跟太太跳舞，懂得減壓，看他挺快樂的。｣
發掘員工的內在資本
隨著正向心理運動興起，職場的管理和文化也著重了發揚人的德行。蕭教授多年致力為中港不同的公私營機構提供培訓，她認為要提升員工的身心靈健康，公司有法亦有責。｢例如提升員工的自主性、工作的選擇和多樣化、增加員工的工作投入感等，讓員工感到工作上有支援、回饋並成就感，都可以加強員工的精神健康。｣美國著名學者Luthans於2004年提出心理資本（Psychological Capital），該理論引伸到人力資源管理及培訓，提倡增強員工的正面思維（Optimism）、希望及幸福感（Hope And Well-Being）、抗逆力（Resilience）及自我效能感（Self-Efficacy）等，讓員工發揮個人優勢，減少負面情緒及徵狀。
老闆識做Vs.下屬識做
蕭教授重申，公司不能忽略職場壓力的影響和經濟損耗，｢員工工作壓力大，造成身心疲勞，倦怠，以致曠工或跳槽，於是公司要請人、登報、重新培訓，所需人力物力可想而知。｣在香港，大中小企業已各出其謀，既要留著員工的人，也留著員工的心。有地產公司為員工提供新鮮免費午餐；有銀行為員工子女提供托兒服務；有公司安排海外旅遊及義工服務；而特別時節，為員工送上水果、禮券等，也可以增加員工的士氣及提升工作的滿足感。
原文摘自《愛羣通訊》
